行政处罚由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这是最基本的实施主体。不同行政机关依据自身行政管理职责，拥有相应的行政处罚权限。例如，市场监管部门负责对市场经营违法行为进行处罚，生态环境部门针对环境违法问题开展执法，公安部门依法对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予以惩戒，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对非法占地、矿产资源开采等行为实施处罚。
行政机关的处罚权来源于法律的明确授权，必须遵循“法无授权不可为”的行政法治原则。其执法活动受《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等法律规范的约束，确保权力行使的合法性、程序正当性和责任可追溯性。此外，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必须保障当事人的陈述权、申辩权、听证权等基本程序权利，防止权力滥用。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政府职能转变和“放管服”改革的推进，部分原属上级机关的处罚权限逐步下放至基层行政机关，如乡镇政府或街道办事处，以提升执法效率和响应速度。这种权力下沉虽有助于实现“属地管理”，但也对基层执法人员的专业能力、执法装备和监督机制提出了更高要求。
国家在城市管理、市场监管、生态环境、文化市场、交通运输、应急管理、农业等领域推行综合行政执法制度，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国务院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以此解决多头执法、重复执法、执法力量分散等问题。
综合行政执法的核心在于“整合职能、统一执法”。例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机关（俗称“城管”）可集中行使原属建设、规划、环保、工商、公安交通等多个部门的部分行政处罚权，对占道经营、违法建设、噪声扰民、乱贴广告等事项进行统一执法。这不仅减少了执法扰民现象，也提升了执法资源的配置效率。
近年来，各地积极推进“一支队伍管执法”改革试点，通过设立县级综合行政执法局，统一承担多个领域的执法任务。同时，依托数字化平台建设，推动“智慧执法”模式，实现执法信息共享、线索移送和协同处置，进一步提升执法精准度与透明度。
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可以在法定授权范围内实施行政处罚。这类组织本身并非行政机关，但因法律、法规的特别授权而获得执法资格，属于“被授权组织”。
典型的例子包括：派出所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91条，有权作出警告和500元以下罚款的处罚决定；税务所依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第74条，可对纳税人作出2000元以下罚款的处罚决定；铁路公安机关可在其管辖范围内依法实施治安管理处罚。
被授权组织行使处罚权时，应以自己的名义作出处罚决定，并独立承担法律责任。这一点区别于受委托组织。其执法行为同样须遵守法定程序，接受司法审查和行政监督。值得注意的是，授权必须是法律或行政法规层级的明确规定，规章或其他规范性文件不能作为授权依据，否则将导致执法主体不适格，行政处罚无效。
行政机关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可以在其法定权限内书面委托符合条件的组织实施行政处罚。受委托组织需满足以下条件：
依法成立并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
有熟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业务并取得行政执法资格的工作人员；
需要进行技术检查或者技术鉴定的，应当有条件组织进行相应的技术检查或者技术鉴定。
常见的受委托组织包括：乡镇人民政府在承接县级执法权限后以委托形式开展执法；行业协会在特定监管领域协助执法；第三方检测机构在环境监测、产品质量检验中提供技术支持并参与执法辅助工作。
受委托组织在委托范围内，以委托行政机关名义实施行政处罚，不得再委托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实施行政处罚。委托行政机关对受委托组织实施行政处罚的行为应当负责监督，并对该行为的后果承担法律责任。这意味着，若受委托组织违法执法，行政相对人提起行政复议或诉讼时，被告或被申请人应为委托机关，而非受托组织。
为加强委托执法的规范性，各地正逐步建立委托执法备案制度，明确委托事项、权限、期限及责任边界，并定期开展执法质量评估和人员培训，确保执法权“放得下、接得住、管得好”。
行政处罚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行政机关管辖，这是地域管辖的一般原则。违法行为发生地包括违法行为着手地、实施地、经过地、结果地，这样规定有利于行政机关及时发现、制止违法行为，全面收集证据，准确作出处罚决定。
例如，企业在A市生产假冒伪劣产品，运输至B市销售，A市和B市的相关行政机关都有权对该违法行为进行管辖。其中，A市作为生产地，掌握原材料、生产线、账簿等关键证据；B市作为销售地，掌握终端消费者反馈、销售记录等信息。两地执法机关可分别立案调查，或通过跨区域协作机制联合办案。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网络违法行为，如网络传销、虚假广告、侵犯个人信息等，其发生地具有虚拟性与跨区域性。对此，《行政处罚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明确，违法行为发生地包括实施违法行为的设备所在地、服务器所在地、网络接入地以及受害人所在地，从而扩大执法管辖的适用空间。
此外，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例如，海关行政处罚由违法行为发生地或进出口地海关管辖；证券违法行为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统一管辖，不适用一般地域管辖规则。
级别管辖主要解决不同层级行政机关之间在管辖范围上的分工。通常情况下，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管辖本行政区域内的行政处罚案件。具体的级别划分会根据违法行为的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以及涉案金额等因素确定。
例如，一般性的食品安全、市容管理、交通违法等案件，通常由县级行政机关处理；而涉及重大环境污染、跨区域垄断、重大安全事故等复杂案件，则可能由市级甚至省级行政机关直接管辖。中央垂直管理机关如海关、税务、金融监管等部门，其级别管辖不受行政区划限制，由上级主管机关统一调度。
实践中，为避免“小案大办”或“大案小办”，部分领域已建立案件分级标准。例如，生态环境部门根据污染物排放量、生态损害程度等设定立案标准；市场监管部门根据涉案金额、影响范围划分管辖层级。同时，上级机关可通过指定管辖、提级办理等方式介入重大案件，确保执法权威与公正。
对管辖发生争议的，应当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报请共同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指定管辖；也可以直接由共同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指定管辖。指定管辖适用于因管辖权不明、管辖权争议等情况，确保行政处罚案件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处理。
例如，两个相邻地区的行政机关对某一跨界倾倒固体废物行为的管辖权产生争议，在协商无果后，可由它们共同的上一级人民政府或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指定其中一个机关进行管辖。又如，某企业在省界交界处违法排污，造成两省河流污染，此时生态环境部可依职权指定某一省级生态环境厅牵头查处。
指定管辖不仅是解决争议的机制，也是实现执法统筹的重要工具。特别是在应对突发环境事件、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或跨区域违法犯罪时，上级机关可通过指定管辖快速整合执法资源，统一指挥调度，提升应急响应能力。
行政机关发现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的，应当及时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得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这体现了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在案件处理上的衔接，确保违法犯罪行为得到应有的惩处。
例如，行政机关在执法过程中发现企业的违法行为已构成犯罪，如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虚开增值税发票、非法采矿等，需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由司法机关按照刑事诉讼程序处理。在移送前，行政机关可依法先行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固定证据。
根据《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行政机关移送案件时应附有涉嫌犯罪案件移送书、调查报告、涉案物品清单、有关检验报告或鉴定结论等材料。司法机关经审查认为不构成犯罪的，应退回行政机关依法处理；认为构成犯罪的，依法立案侦查。
与此同时，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之间存在衔接机制：
行政机关已给予当事人罚款的，人民法院判处罚金时，应当折抵相应罚金；
行政机关已采取行政拘留的，刑事判决如有拘役或有期徒刑，也应折抵刑期。
这一“折抵制度”体现了法律体系内部的协调一致，避免双重处罚，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
此外，对于尚不构成犯罪但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行政机关仍应依法予以行政处罚，做到“刑行并举、各司其职”，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违法惩戒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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